“……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我的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的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动非常果断而且很自信。

现在列宁已经不在人世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了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了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阶级斗争的利剑受到了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他们的行为来说，完全是以阶级斗争为名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在满足托洛茨基病态的怀疑心理，为了制造出一个他幻想中的圣洁的布尔什维克党，而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托洛茨基不懂得，被他的阶级斗争和契卡组织消灭掉的，不是无原则的、腐化的、追求物质上得到满足的所谓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分子，而是——真话和真理！

这些所谓的‘忠实的布尔什维克’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党员、任何一个有良心的苏维埃公民碾成粉末，变为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特务和走资派。这是那么得容易，如果托洛茨基对列宁产生怀疑的话，这些‘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因为那是他们自保和往上爬的唯一办法。

整个苏维埃国家阴云密布。我这颗毫无罪孽的头颅，将会招致千万颗无罪的头颅落地，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尽管这个组织不论是现在，在我已经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的情况下，还是过去，所谓的右倾走资派时代，都根本就不存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更没有参与。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一生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几天，那份带有神圣的名称《真理报》的报纸。却刊登了极其卑劣无耻的谎言。说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这是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如同说‘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毕生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的话，我希望后人对我的指责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当初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走的是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当初时代不同，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探索、寻找途径，争论后又和解，并继续共同前进——不同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都允许提出，这不是对gc主义事业的犯罪！gc主义事业如果连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意见都不能承受的话。它又如何能够走向胜利呢？就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报纸上，每天也有无数的不同意见被提出来，就算是修正主义党的《新青年》上，也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发表文章，既然他们都不害怕。为什么托洛茨基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害怕呢？难道真理会害怕谬论吗？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深信，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什么走资派，如果是为了实现gc主义，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gc主义事业，没有做过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并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gc主义时代所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布哈林在他的《至未来一代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的最后，仍然相信他是无辜的，没有走过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他还相信他所热爱的布尔什维克党能胜利的走向gc主义时代，在消灭了真话和真理以后！这样美好的愿望当然只是泡影，但是他的这封**还是在党的全会上，由苏联gcd的最后一任主席公开宣读了……

不过尼古拉.布哈林在他的绝命书里面并没有说真话，托洛茨基的阶级斗争政策虽然让许多无辜的人成为gc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但是这些无辜者中肯定没有尼古拉.布哈林的名字！

现在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走资派的头头就坐在上海霞飞路1517号的常公馆的会客室里面——这里原来是盛宣怀的公馆，1920年被常瑞青购得，作为他在上海休假度周末的住所。现在这里也成了参加上海会议的各国要人们聚会密谈的场所。和布哈林一起坐在这个会客厅内的，还有美国财政预算部的第一总监，兼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盖茨.道威斯——他也是哈定政府中真正的实权人物之一，和美国国务卿休斯一样需要为纳粹德国的崛起负责！今天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同布哈林见面并讨论美国同苏俄和平共处，还有促进经济繁荣等事宜的。

上海会议上各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关系现在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是英美法三个头等列强利用和平手段反对和遏制苏俄；一方面又是英日法利用限制海军军备竞赛这个名义遏制美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包括中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实力稍弱或是处境比较困难的二等列强，也试图通过这次会议，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中寻找到最有利的位置。

所以与会各国的代表们就把秘密外交和密室政治的把戏都发挥到了极致，在堂而皇之的裁军和俄罗斯问题的背后，是各种各样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和秘密协议。敌我友的关系以最快和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迅速转换着，在军备会议中争得面红耳赤的对手，在另一个场合又会变成拥有共同利益的朋友。而苏俄代表团也同样显示出了非常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灵活性。在他们的修正主义朋友中国gcd的帮助下，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苏俄争取最好的生存环境——至少布哈林是这么认为的。